温故| 亦诗亦史玉门关

作者：李雁

提起万里长城，国人大都不陌生，尤其是在文化旅游逐渐兴盛的当下，每到节假日，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和西头的嘉峪关总是游客如织，人头攒动。位于甘肃酒泉以西的嘉峪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起止点。然而明代的疆域比起汉唐来要小了不少，虽然由开国大将冯胜主持兴建的嘉峪关规模宏伟、气象壮丽，但比起位于敦煌的汉长城最西端的玉门关，它却向东退缩了大约有四百多公里。

一、最西还有玉门关（清·许孙荃）

汉武帝时大张旗鼓地经营西域，始“列四郡，据两关”（《汉书·西域传》）。四郡指河西走廊上的四个重镇，自东向西依次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名沿用至今；两关即指玉门关和阳关，是汉朝出入西域的两个必经关口，南北相距约五十公里。两汉时人们出此西行不远便是罗布泊，然后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沿沙漠北缘而行为丝路北道，沿沙漠南沿而行为丝路南道。南道出入阳关，北道出入玉门关。也有另一种说法，军队出征走玉门关，其他如商贾、僧人、使者等走阳关。西汉使者张骞就从丝路南道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而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东汉西域都护班超都是经玉门关东归的。

西晋以后，中原战火频仍，丝路不通，玉门关渐废。唐初复通西域，在敦煌东边重建了新的玉门关，至于汉代玉门关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人们也就不太清楚了，古人为此没少打笔墨官司。传统的考据方法是引经据典，从古书中寻求答案，但却每每各执一词，很难得出一致的看法。直到近代田野考古与探险活动的兴起，人们才找到它的大体位置。

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以西约八十公里的小方盘城遗址附近发掘出土了大批汉代简牍，并从其中写有“太始三年闰月辛酉己卯玉门都尉”的文字里推知，此处当为汉代玉门关最高公署所在地。虽然关城的精准位置尚不能完全确定，但这并不妨碍今人以此为中心开建玉门关景区。

从小盘方城东行十多公里又有大方盘城，是过去官家储藏军备物资的河仓城遗址。大、小方盘城以北有疏勒河，沿河南岸的戈壁滩上仍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以黄土与苇薪夯筑而成的汉长城残墙，城墙西头有烽燧，名当谷燧，附近还有被风沙掩埋而残存下来的用于报警的数个积薪堆。比起阳关景区仅剩一座烽燧其他均为仿古建筑，玉门关景区保留的古代遗迹更多些。如做自驾游，一整天可通游两关，如果仅半天时间，建议首选玉门关为好。

“一座玉门关，半部河西史”。玉门关不仅是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还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文化高地。如果说阳关的文化地标是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的话，那么玉门关的文化地标应该就是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了。

二、引得春风度玉关（清·杨昌浚）

我是深秋来游玉门关的，伫立在戈壁荒漠，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里的风，高天长云，尘沙漫卷，颇觉苍凉悲壮。想当年李白大概也有同感，他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的诗句，还写过“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子夜吴歌》），一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样子，好像四季轮转，无论风怎么吹，都不会带来和煦的春意。他的《塞下曲》说得更直接：“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这与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同一个意思。

出现在上述诗作里的杨柳大多不是实景，而是指一首幽怨动人的笛曲《折杨柳》，那是古代最著名的离歌。两汉时玉门关是否像长安灞桥那样有供人攀折赠别的柳树，我很怀疑。宋初山东鄄城名臣张咏《柳枝词》：“玉门关外絮飞空，破虏营前昼影浓。可便消兵无好术，忍教攀折怨春风。”倒是写到了柳絮和折柳，估计多半也是想象之词。以我此行亲眼所见，敦煌一带不乏柳树，阳关景区也新栽了不少（大概是为了配合“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名句），但玉门关附近真没柳树，只有几棵胡杨和沙枣树，还有一小片白杨林。

柳树本是春天的标配，没柳树就意味着没有春天。其实玉门关外自有春天，也有柳树，而且很多是参天古柳。去年出关，一路西行到喀什，来回五千多公里，无论丝路北道还是南道，到了四月后，各处绿洲相接，郁郁葱葱，一派盎然春机。我也曾专门留意过南疆的柳树，岳普湖有柳树王，阿图什有怪柳林，温宿有神木园，都是有几百年树龄的古柳。只是因为玉门关是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分界线，出了关就身处异域他乡了，在交通和通信极不发达而医疗水平又十分低下的古代，此地一别，相见无时，因此诗人多借玉门关来吟咏离怨别愁。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被困于北地，有家难回，遇到来此出使的往日好友，写了首五绝《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从金陵（今南京）北上，并不走河西走廊，诗人却隔山打虎，移用玉门关来表达这种被阻隔的情绪。中唐诗人戴叔伦的《闺怨》也是一例：“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怨别情。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昨夜到边城。”内容换成了抒写被困闺房的苦闷，但仍然离不开玉门关这个意象。当然，更典型的还是那些出关和亲的女子，本无建功立业的壮志，却被赋予了与社稷安危相关的使命，背井离乡，远嫁异国，言语不通、习俗不同，内心的孤独凄凉可想而知。比戴叔伦稍晚的戎昱曾以和亲公主的口吻作了首《苦哉行》：

汉月割妾心，胡风凋妾颜。去去断绝魂，叫天天不闻。

可以想见，春天对于这位女主人来说的确是越来越远了。偏偏也有不按这个路数来的。晚清将领杨昌浚《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其二：“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说的是当年左宗棠抬棺入疆平叛期间，沿官道广植树木，其中尤多旱柳（俗称馒头柳），当地人称之为“左公柳”。我在新疆西部的乌什燕泉山下曾见到一株高大的左公柳，去冬又在酒泉西汉胜迹公园里看见了数株，并在树下拣取了一截秃枝插在水瓶中。不承想两三日后竟然真的冒出嫩芽来。为避夜寒，每晚从车中带到酒店，一个月后回到济南，已叶长寸余，希望今春能移栽成活。

三、几人生入玉门关（明·王野）

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在西域打拼了三十年的班超年老思乡，上书乞归，书中最后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句子。就是这句话，让唐宋以来的词客骚人当成了一个最顺手的梗（过去叫典故），玩得十分畅快。

戴叔伦《塞上曲》云：“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作者一生从未到过边关，更别说骑马打仗了，但写起诗来却毫不含糊，大言班超做得还不够彻底。相比起来，宋人陶弼的《邕州》更理解班超:“汉节护诸蛮，徘徊瘴疠间。少希铜马式，老厌玉门关。”铜马式用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典故，意思是说年轻时希望能驰骋天下，到老来却厌倦了征战杀伐。晚清革命党人徐锡麟的《出塞》则充满了豪放之气：“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也是说出关一去就没想活着回来，但和戴叔伦不同，徐锡麟说到做到，真的为推翻帝制的伟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上述诗作还是正常地用典用事，那么唐代胡曾的咏史诗《玉门关》就有点反用其意、语含讥讽了：“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隐约指责定远侯班超功成名就之后意志消沉、不思进取。而南宋末年徐钧的《班超》更是从根子上反对班超远赴西域求取功名的做法：“人生适意在家山，万里封侯老未还。燕颔虎头成底事，但求生入玉门关。”燕颔虎头据说是万里封侯之相，可封了侯又怎样？在外打拼一世，到老还不是要落叶归根？说句实话，征战西域的人能像班超那样全身而归就很不错了。初唐宰相来济被贬庭州（今新疆昌吉一带），途中作《出玉关》绝句：“敛辔遵龙汉，衔凄渡玉关。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龙汉是道家“五劫”之始，他说自己含悲出了玉门关，骑马走上了穷途末路。果如他所预料，第二年就战死沙场，终年五十二岁。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出玉关》也是他留给后世的唯一诗作！

也有人从更高远的视角运用玉门关这个意象，来表现更为深刻普遍的人文思考。中唐边塞诗代表人物李颀《古从军行》：“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流露出明显的反战情绪。晚唐曹松《己亥岁二首》之一：“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后二句说白了就是别再给我提班超封侯的事了，那得死多少人啊。王野《征夫怨》：“黄云白草没燕山，百战空存两鬓斑。不识征夫三十万，几人生入玉门关。”比较一下“封侯取金印，生入玉门关”（明·岳岱《从军曲》）的乐观豪迈，很容易看到王野把自己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了下层普通民众身上。到了元代的张可久《卖花声·怀古》说：“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这声长叹欲说还休，蕴含着读书人不同于常人的独特体悟。

玉门关究竟目睹了多少兴亡事？又隔断了几多生死情？假如没有这些诗歌，今天的玉门关就只是戈壁荒漠上的几段残墙破壁，而有了这些佳作，玉门关就活了起来，有了生命和灵魂。读者由此进入往昔时空，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得以亲身体验汉唐以来不同时代的人所经历的那些酸甜苦辣。我想用宋代张镃的《杂兴》为本文做结：“迢遥秦陇旧家山，百万貔貅拥节还。读尽一编时自许，西风吹梦玉门关。”我们读《史记》《汉书》，来到玉门关却发现，往昔的辉煌盛景早已烟消云散，风过梦逝。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历代诗歌里感受到它的迷人风采，在不同的诗人笔下，玉门关也千变万化，各有不同。原来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都有自己的玉门关——或由此出去，或从此归来。